我在供销社上班，认识的人多，就厚着脸皮求公社领导，多给些补偿。

最后，李琴得了一笔大额赔偿款。

死去的孩子入土后，李琴带着那笔巨款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

此事之后，我跟于建国冷战一段时间。

我俩都不说什么，也心知肚明。

侄子的死、李琴的离开，成了彼此心中的一根刺。

改革开放后，供销社黄了。

我把供销社承包下来，开起超市。

生意越做越大，钱越赚越多，于建国又跟我和好了。

我心存愧疚。

总觉着侄子的死，李琴的离开跟我那天说的话有关系。

所以，我对于建国有求必应。

刚时兴摩托车的时候，我给于建国买摩托车。